战争年代，许多战士在背井离乡之前，都要匆匆与家人们话别，这一走有时候就是一辈子，可能就倒在了前进的路上，告别成永别。还有很多人甚至连与家人们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，就从此离开了生养他们的故乡。对家人的牵挂，对家乡的眷恋，是革命者心底最温暖的存在。
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，心底里就有这样一份终生的遗憾，与母亲匆匆话别时，还对母亲发了火，从此阴阳两隔，母子俩再也没有见面。晚年时，李先念每每想起此事来都泪流满面，懊悔不已。
送别红军
年10月，由于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张国焘、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等人错误判断形势，制定了错误的军事方针，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作战失利，根据地日益沦陷，部队转败为胜的几率很小，被迫离开根据地，向西转移。
湖北黄安是鄂豫皖根据地的老区，在红军历史上，曾经每三个人就有一个黄安人，每四名英烈中就有一人是黄安籍，从这里走出了多名开国将军，黄安百姓早与红军形成了血浓于水、休戚与共的关系。
听说红四方面军主力要向西行动，国民党反动军队势必要报复苏区百姓，当地的乡亲们都陆续“跑反”，躲到山里去。黄安县几乎家家都有子女在红军，他们在“跑反”前都抓紧时间与在部队的亲人们见一面。
年仅23岁的红十一师政委李先念带着部队，经过家乡附近的河口地区掩护大部队，当时有敌机轰炸，炮火连天，通讯员却跑来报告：“政委，你妈妈来了！”
李先念
国民党“追剿”纵队卫立煌部与李先念部队正在激战，李先念一门心思都在前线，听说母亲来了，他气不打一处来，冲着母亲大吼：“妈，怎么在这时候来了，打着你怎么办？”
李先念的母亲李王氏知道部队形势不利，但却十分想念儿子，于是跑了很远的路专门来探望。李先念虽然已经是师级干部了，但毕竟才23岁，在妈妈眼里还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。李王氏抹了一把眼泪，拉拉李先念皱起的衣角，叮嘱一番。李先念嫌母亲啰嗦，还发了一顿火。
李王氏偷偷把两块银圆放在儿子的口袋里，就悄悄离开了。
等到作战结束，李先念在休息时发现口袋里叮当响，这才发现母亲往自己口袋里塞了银圆，不禁流下两行热泪。他知道家里生活更苦，更需要钱，攒下这两块银圆，意味着家里要好多天揭不开锅，于是便又托可靠的乡亲捎回家去了。
李先念故居
李先念故居
红四方面军参加转移西征的人员，都对当时的严峻形势估计不足，都以为部队此番撤离只是一次短暂的大范围、长时间行军，少则数月多则一年半载，部队还是要打回老家来的，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要彻底放弃鄂豫皖根据地。鄂豫皖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在行军动员时，也是这样讲的：“我们说的西征，并不是放弃现在的苏区，而是暂时跳到外线，以后可以再打回来。”
带着母亲的关怀，李先念踏上了西征路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战场一别竟是与母亲的永诀，母子今生再也没有相见。
红四方面军转移后，出湖北、经河南，由于形势不利，便没有再往回折返，最后进入了川陕边，从此远离了孕育他的大别山和鄂豫皖。
李王氏告别儿子后，随着“跑反”的人群东避西藏，后患上食道癌，两年后离开人世。临终前她还在喊着李先念的乳名：“全伢……”
李先念的父亲贫病交加，于年去世。李先念的妻子姚氏为了逃避土匪逼她改嫁，万般无奈之下去寺庙当了尼姑。
李先念的父母双亲
李先念年出生于黄安县李家大屋，读过两年私塾，15岁时来到汉口学做木匠活，人称“小李木匠”。这时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席卷武汉三镇，黄安也是较早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影响的地区，疮痍满目、充满不平的社会现实，使他萌发了革命思想。
年10月，北伐军攻克武昌城时，正在汉口当木匠的李先念乘坐长江渡轮跑到武昌，怀着好奇、兴奋和激动的心情，亲眼目睹北伐军的革命风采，萌发了投身革命的意愿。
李先念回到家乡后投身农民运动，被选举为黄安县高桥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，后来又当上了高桥区工人纠察队大队长，还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他在家乡燃起了革命烈火，带着黄安乡亲们投身到革命洪流中。
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当晚，参加起义的农民还很懵懂，不理解革命道理，有人高声问道：“打下了县城分不分谷子？”。当时只有18岁的李先念用最朴实的话对大家讲了一番革命道理：“谷子当然要分，但地主老财的根子和靠山在县城，不把县衙推翻，他们照样横行霸道。今天我们先挖根，再砍树。”
黄麻起义失败后，工农革命群众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血腥的报复，李先念却在敌人大搜捕和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下，在一所破旧的茅草屋里，面对党旗，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后来，李先念受上级委派到黄陂县继续开展农民革命斗争。他以学木匠为掩护，走村串户地联络当地的贫苦农民和窑工，向他们宣传革命的道理，教唱革命歌谣《穷人歌》和《农友歌》。
在他的诱导和启发下，他的木匠师傅和其他一些青年农民及窑工都要求参加革命组织。有人笑称他就是个木匠，他说：我这个木匠是给旧世界做棺材的！
到年时，李先念已经成为（黄）陂（黄）安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，在当地农民群众中很有威信。年下半年，鄂豫皖苏区开始大力扩红，李先念所在的陂安南县分到了名扩红参军指标。
陂安南县已经有大量青壮年参加了红军，一时很难再扩充兵员了。李先念却自信地说：“我有狠招。”于是，等到报名那一天，李先念第一个跳上讲台：“我既是李木匠，也是苏维埃主席，我今天报名，带着大伙一起去参军。”
台下有人问他是不是不当主席了？李先念说：“我报名参军就是为了更好地当苏维埃主席。如果红军不强大、不打胜仗，苏维埃政府就是个空摊子、纸棚子，国民党一来就会被拆得稀巴烂。”苏维埃政府主席带头当兵，于是人人争先。在李先念的率领下，当场就有人报名。很快，全县完成了名扩红任务。
传为佳话的李先念入伍后，被任命为红四军红十一师第三十三团政委。
从年参加黄麻起义到这时参军，已经过去五年了，虽然只有22岁，但也算是一员“老革命”。可从政转军，李先念还有些不太适应，刚到部队时因为不会喊口令、不会骑马、不会组织行军，他也弄出了不少笑话和难堪。因为当时缺少布匹，一时没有发新军装，李先念只能继续穿着过去的褂子，被称为“大褂子政委”。
他暗下决心，私下拜二营营长孙玉清为师，从骑马、射击、行军、宿营、布阵、单兵训练、合成作战、战术运用、指挥要领，一样一样从头学起，很快成为军政兼擅的出色指挥员，也因此被徐向前青睐，成为他信赖和倚重的战将。
回首这段经历，李先念特别感激把他领上军事指挥员之路的孙玉清：
一九三一年秋，我当红军三十三团政委，孙玉清当二营营长。他告诉我一些军事知识，如怎么下达命令，什么是前卫、后卫等。我从地方转到军队，拼命学，钻军事，读日本兵书、苏军战斗条例，还有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。
随军西征，进入川陕后，李先念任红三十军政委，在经历了三过草地的长征之旅后又踏上了九死一生的河西征战。回到延安后，受党中央委派，组织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向中原进军。年2月，中央任命李先念为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，5师的作战范围正是当初红四方面军活动的大别山周边一带。
跟李先念一样参加西征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绝大多数没有生还家乡，而经历了九死一生幸存下来的人们，等新中国建立后回到家乡时，发现亲人都已离世，剩下的只有无穷的想念和锥心的痛楚。
想到与母亲最后一面，还冲她发火，李先念内疚了一辈子。年，在他81岁那年，他流着眼泪对工作人员说起这段憾事：
“我妈妈找到阵地上来了。打死她怎么办？我说这里正在打仗，你怎么来了？她说是想看看我，我发了火叫她赶快走，派人送她回去。……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妈妈，真后悔当时不该对她发火。现在我是八十岁的人啦，想老娘！”
“小小黄安，人人好汉；铜锣一响，四十八万；男将打仗，女将送饭。”
临去世前的李先念，在病中还经常念起这首当年攻打黄安的歌谣，那里是生养他的故乡，更有他魂牵梦萦的父亲、母亲。